丹东犯了通敌叛国罪吗,圣茹斯特为何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天使

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气象风云变幻,激烈动荡,诸多不安的因素威胁着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批波旁王朝的流亡贵族更是勾结国外封建反动势力,伺机颠覆新政权。然而法国共和政府始终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为了防止国家机密被间谍盗卖给敌人,打击保王党残余分子与奸细的破坏活动,曾组建了著名的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镇压了敌人内外勾结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共和国的安全。但是,在日益尖锐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中,“通敌”的罪名往往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凡持有不同政见者动辄就被扣上“通敌”的帽子。到1793—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更是走到了极端,甚至连雅各宾派自己的领袖人物也难以幸免,乔治*雅克*丹东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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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早年是一位律师,1798年革命爆发后被选入议会,曾任著名的科尔得利俱乐部主席、共和政府的司法部长等职,与马拉、罗伯斯庇尔一起并称为雅各宾派的“三巨头”,为拯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雅各宾派专政建立后,丹东认为民主政治已经确立,主张对内实行法治,对外休战议和,提倡宽大和人道。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激进派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的不满和反对,致使雅各宾派走向分裂。1794年3月30日,丹东被捕入狱,圣茹斯特指控他勾结米拉波,从王室领取贿金、图谋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与吉伦特派结盟、主张对敌人和解与宽容、与可疑的外国人勾搭、个人财产急剧膨胀……。面对这些指控,丹东曾作了自我辩解:“……我卖身?我?我这样的人是无价之宝,是买不起的。这样的人额上有用火烙上的自由和共和的印记”,“虚荣与贪婪从未主宰过我,从未支配过我的言行,这种情欲从未使我背叛人民的事业,我对我的祖国赤胆忠心,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她”。然而,这些辩解没起到任何作用,就在这一年的4月5日,丹东还是以通敌叛国、危害共和国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他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领导人之一,也是罗伯斯庇尔最忠诚的盟友,也是公安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他有着绝佳的口才,敏捷的思维,英俊的脸庞,几乎是一位完美的美男子。但是他推崇暴力雷霆手段,冷酷无情,他将无数人推上了断头台,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他的祖国他的信仰。他就是路易·德圣茹斯特,法国大革命的杰出领袖、雅各宾派首脑人物之一。

丹东一案可说是疑团重重,扑朔迷离。他是否真的犯了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与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急剧膨胀的个人财富有着密切的联系。

1792年9月国民公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高立法机构,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初期拥有行政权和立法权)成立后,25岁的圣茹斯特成为最年轻的代表。在审判国王路易十六的讨论会上,他第一个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有力演说,坚定认为路易十六是人民的死敌,决不可轻饶!他受到他的偶像罗伯斯庇尔的欣赏,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被誉为“天才的法律专家”。后来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句经典名言“路易十六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就是在圣茹斯特的理论上发挥提出的。

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名言——“庇特的黄金”,“庇特”指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庇特,这句话的意思是由英国政府出钱包庇法国的流亡贵族及特务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旨在颠覆法兰西共和政府。早在1798—1790年有人诬陷马拉一案时,丹东就遭到流言蜚语的攻击,称他是“密探”、“英国间谍”、“王室走狗”,甘愿“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想收买他的人”等。后经科尔得利俱乐部向各区及制宪会议、市政厅发出为丹东辩解的陈情书,流言蜚语才稍微平息。然而,丹东大批的私人财产却始终为人所怀疑。在革命期间丹东成为了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在1790年底他还债台高筑,到1791年不仅偿还了所有债务,还购置了大片田产及新的住宅,物质财富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膨胀。据说,丹东被捕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英国外交部给当时在巴黎从事阴谋活动的银行家别尔列格的指令信,要他向信中指定的一些人支付欠款,以作为效忠英国的报酬。人们怀疑丹东即是领取钱款者之一,否则信件怎么会在他手上。据此,史学家们推测,在最后审判丹东时,革命法庭曾出具丹东与英国勾结的证据。

此后圣茹斯特在巴黎名声日隆,曾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主张“人民宁愿没有主子也得要自由”。1793年5月,他当选为五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该宪法包括著名的《人权宣言》。为了新宪法的诞生,圣茹斯特可谓呕心沥血。不久,他进入救国委员会(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成为当时法国的实权人物,主管治安和军事这两项重要工作。

1794年“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为那些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死去的议员平反时,恰恰没有提及丹东,这又引起了人们的揣测。1803年,一位保皇党人潜回巴黎时被拿破仑当局抓获,他在供词中称丹东曾经参与劫持路易十六外逃的密谋,并以此向英国人索取高额酬金。后来另一名保皇党人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于此的记录。1851年公布的米拉波与王室代理人马克公爵的通信中曾提到“丹东收到3万里弗尔”,这更加使丹东的名声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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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差不多与此同时,也有人在为丹东辩解。1848年革命前夕,史学家韦尔奥梅精心收集资料,试图证明丹东的财产是取之有道的。著名史学家米什莱在自己的著作——《法国革命史》中称丹东是“大革命的天才”、“法国人民的象征”。后来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也纷纷著书撰文来证明丹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毕生从事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大史学家奥拉尔1902年出版了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他一生为丹东辩护,将丹东比喻成爱国主义的化身,惟一的革命巨人,认为“他表现出他是管理国家的巨人,即使他犯有一连串的错误,但在杀人和金钱方面,他是清白无辜的……”丹东的形象大大改变了,他又重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此后圣茹斯特在巴黎名声日隆,曾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主张“人民宁愿没有主子也得要自由”。1793年5月,他当选为五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该宪法包括著名的《人权宣言》。为了新宪法的诞生,圣茹斯特可谓呕心沥血。不久,他进入救国委员会(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成为当时法国的实权人物,主管治安和军事这两项重要工作。

但是,法国仍有不少史学家认为马迪厄的说法过于偏激,证据不足。对于丹东的评价形成了迥然对立的两派。丹东究竟是不是英国的间谍?他究竟是否领取过“庇特的黄金”?除非找到新的确凿的证据,否则这将是一段永远无法了结的公案。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说:“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